几星期后，哈拉德被转移到西奈火热沙漠中的一个临时难民营。“我们

约有16000　人住在帐篷里。它名为难民营，其实不是。这是一个关押巴勒斯

坦难民的埃及监狱。”

哈拉德在难民营居留的年月里，忙于从事各种工作。他办了一个学校，

他自己承担了许多教学任务。他自愿在难民营门诊所工作。他建立了一个委

员会管理难民营的事务并尽量充分利用难民营有限的设施。他自己委任自己

为难民营里组织逃亡的官员。

“我优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一批符合条件的并决心同以色列战斗的

年青人逃离。出于同情，我也帮助过另外一些人。譬如有一位从海法来的男

人，他失去了他的小女儿。她在难民营出生，由于她的妈妈没有足够奶水而

死去。然后这位可怜的男人的妻子也死了。我为他安排逃往开罗。后来一个

偶然的机会，他又给我以帮助。那是在他家洗了一次澡，这是一年来的第一

次。”

我问哈拉德他是如何组织逃亡的。“我用我仅有的东西——食物未引诱

埃及警卫人员转向我们。真主知道，我们的食物少得可怜，但是，它比埃及

军队赖以生存下去的食物要好一些。到我安排我自己逃跑时，我已失去了我

正常体重的三分之一。”

哈拉德逃离难民营是在埃及当局宣布西奈难民营的居民将要转移到加沙

以后不久。“我不能上那儿，”他说，“我需要和家人在一起，或者到某个

地方，在那里我将是自由的。”

此后的几个月，哈拉德实际上成为阿拉伯情报机构追捕的逃亡者。“在

开罗，后来在约旦，我发现凡是想要为巴勒斯坦事业而工作和主张自由地组

织起来的巴勒斯坦人，都无立足之地。”

唯一的好消息是得到一个信息，他的家人是在黎巴嫩南部西顿的某个地

方。经过一番斗争，哈拉德得到了经过叙利亚进入黎巴嫩的签证，然后终于

到了贝鲁特。从那里，他用从大马士革一位亲戚处借到的最后一点钱，雇了

一辆出租汽车去西顿。“我正前往一个我一无所知的城市。我不知道该如何

继续进行下去——没有联系的人名，没有地址。我将在什么地方下车？有谁

会知道我的家？我将如何探询我的家人？此后发生的事情简直难以置信。如

果不是我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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