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点，长江航线的中心，历来就是我国政治、经济、交通、军事重镇。所以，自鸦片战争以来，武汉及整个湖北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地区。他们在湖北城乡倾销商品，修建工厂，开设矿山，疯狂地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使这一地区的许多人民流离失所。而与此同时，清政府为了偿还所欠帝国主义的债务，拼命地增加捐税，在湖北，什么车税、船税、铺税、砖瓦机、煤炭税甚至上学堂、过桥梁、抽烟、吃肉、喝酒都要交税，人们辛辛苦苦劳动一年的收入还不够交税钱。再加上多年的洪水灾害，广大人民简直无法生活下去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了生存，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起来反抗，各地反清、反帝斗争连绵不断。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人决定在武汉举行武装起义。武汉很早就开始有革命党人的活动，先后成立了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等革命组织。为了防止清政府的镇压和破坏。

1911年1月，革命党人又把振武学社改称“文学社”，在研究文学的名义下从事革命活动。

文学社成立后，首先在湖北的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文学社的主要领导人蒋翊武、刘复基等人本身就是新军士兵，所以他们很容易与思想激进的新军士兵接近，向他们宣传革命，壮大革命队伍。到1911年7月，新军中有3000多人成为文学社的会员，整个新军有三分之二的人支持革命，这就为武昌起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时在武昌，还有一个革命团体——共进会，是同盟会设在武汉的支部，它的领导人是同盟会会员孙武及邓玉麟。共进会与当地的新军下层军官有密切的联系，拥有会员也达2000多人。

广州起义的失败，并没能使革命的烈火熄灭。共进会决定要在两湖湖南、湖北举事，革命形势的发展促使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起来。

1911年9月，共进会与文学社正式合并，建立了起义的领导核心：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任参谋长，刘公任总理，起义指挥部设在武昌城一个小巷内。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举行会议，制定了周密的起义计划。这时在香港的黄兴也为指挥部提出建议，希望武昌方面应与其他省的革命组织取得联系，以便在武昌起义后，能得到全国的响应。会议最后确定了起义日期，决定在中秋节10月6日动手。

就在起义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意外事件接连发生。

一个是南湖事件：南湖炮兵营士兵汪锡九、梅青福等人要请假离营，同室的士兵给他们摆酒送行。在酒宴上，汪锡九他们大谈起义，怒骂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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